一个坏消息：中国140万研究生群体，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已到眼前

143.85万，是去年全国研究生招生的人数。教育部今年7月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，2025年全国共招收研究生143.85万人，其中博士生20.16万人、硕士生123.68万人，较上年分别增长6%、17.8%、4.3%。 在学研究生429.95万人，毕业研究生116.65万人，硕士毕业生首次突破100万。单看数字很亮眼，落到一个个普通家庭身上，感受就不一样了。 孩子多读两三年，家里多掏一笔钱，毕业后却发现自己和本科生挤在同一批岗位前，简历投出去几十份没有回音，第一份工资也没比本科同学高多少。研究生越来越多，文凭还值不值钱，这已经是一百多万年轻人马上要面对的现实。 类似的局面，日本三十多年前就经历过，结果并不好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日本泡沫经济破裂，房地产一蹶不振，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。 政府提出“科学立国”战略，希望靠科技创新拉动经济，培养高学历人才是其中的重要任务。1991年，政府提出扩招设想，预计十年后新兴产业会大量涌现，需要大批硕士和博士。 这就是至今在日本教育史上饱受争议的“研究院倍增计划”。1992年，日本启动泡沫破裂后的第一轮高等教育改革，核心是放宽硕士招生限制，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的门槛大幅降低。 当年的国民经济白皮书把硕士扩招称为科学立国战略的重要支柱，社会上下都寄予厚望。问题很快出现了。 原计划10年完成的扩招目标，实际5年就突破了，最高峰时的扩招规模超过原规划两倍多。经济下行时教育属于刚需，资本把办学当成一门好生意，纷纷涌入，不少根本没有研究生教学能力的私立大学也开始扩招。 短短4年，私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院从170所增加到290所，有的学院还在筹建，招生就已经开始了。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也纷纷去考研。 1994年，私立大学研究生报名人数突破3.2万，当年只录取了2万人。4年里，私立大学在校研究生从不到2万人增加到4.5万人。 最高峰时，国立大学毕业生的考研比例高达60%。学生多了，老师却跟不上。 扩招前，研究生院的平均师生比是1:2.7，三年后就超过了1:5，有的新设研究生院一个导师要带十个学生。导师顾不过来，学生也把读研当成就业前的缓冲，毕业很轻松，研究生院因此被调侃为“休闲之地”。 到1996年，私立大学硕士的就业率跌破60%，在各学历层次中最低。同一年，日本教育白皮书承认研究生人数增长过快，学生素质明显下滑。 但扩招已经停不下来：当年新增失业大学生22万人，考研的有11万人，一旦停止扩招，这些人都会涌进本就饱和的就业市场。政府只好推出“研究生教育质量改革与博士增长计划”，鼓励学生读博、推迟就业，博士人数一度达到此前的三倍。 质量改革把高校经费由申请制改为竞争制，各大学论文总量连续3年增长超过10%，缺乏科研能力的私立大学逐渐被淘汰。可国立大学为了争取经费，大幅提高毕业论文要求，硕士延期毕业率从8%以下最高升到17%，每年还有约2000人退学。 教授对学生的去留有一票裁定权，1998年研究生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只占53%，这种师生关系被称为“主公与家臣”。2003年电视剧《白色巨塔》播出，借医学院的权力等级影射高校教授，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。 更难的还在后面。90年代后期，日本输掉了芯片竞争，世纪之交经济又遭到新的冲击。 国立科研机构推行法人化改革，改为自负盈亏并开始裁员，而科研机构原本是研究生最主要的就业去向，国立大学研究生的就业率首次跌破70%。2001年，政府只对通信等四个重点领域提供科研经费扶持，其他领域的经费大幅削减。 2002年，倍增计划基本结束，当年博士和硕士的就业率双双跌破60%。这批年近三十的硕士、博士被称为“隐形难民”。 政府拿出奖励鼓励企业招聘，2004年的调查显示，只有15%的企业愿意雇用他们。很多人只能做派遣工，和本科生甚至高中生拿一样的工资；不甘心的人回到高校当临时教师，盼着有一天能转正。 2005年起，临时教师合同改为一年一签，转正的路也被堵死了。2007年的统计显示，日本有16.8万名临时教师，其中73%是35岁以下的硕士和博士，年收入普遍不到200万日元。 直到2018年，文部科学省才首次承认日本科研在衰退，并反思当年对经济复苏过于乐观、没有控制好扩招比例。2019年，日本推出就业冰河期世代支援计划。 2024年，日本又提出博士扩招，目标是到2040年把每百万人口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数提高到2020年度的约3倍，这时距离上一轮扩招已经过去了32年。那一代人是90年代日本学生里最优秀的一批，个人再努力，也没能扛过时代的变化。 这段历史容易让人担心，但中日两国的情况并不相同。日本当年的根本问题是扩招和产业发展脱节，人培养出来了，能用上他们的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。 我国这几年的研究生扩招有明确的方向，新增大量专硕点位，集中在芯片、新能源、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等国家重点方向，这些行业本身也在快速发展